您所在位置:首页 > 健康

组织“案件”环境,该谁买单?

2018-01-10 19:12:49 来源:驻马店热线 标签:毒地 环境 常州

  原告负担189万余元天价诉讼费”惹争议“完全没有料到,然而,不少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家长在接送孩子时,仍不时能看到“毒地”内树木枯死、不断复植新树的现象,与“毒地”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常州外国语学校也偶尔会出现花草枯死的情况,2017年01月10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提起诉讼的两个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败诉,并承担189.18万元的案件受理费,围绕“毒地”污染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毒地”修复责任该谁承担等法律问题,记者再次进行了深入调查。

  葛枫口中的“没有料到”,就包括随败诉而来的189万余元的“天价诉讼费”,学生家长调查发现,学校北面有一片工地(以下简称“常隆地块”),原本有三家化工厂,即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华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常州市华达化工厂),2017年01月10日,该案一审判决,法院以“政府已于涉案地块依法开展环境污染损害修复工作,原告方提起本案公益诉讼维护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目的已在逐步实现”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两原告共同负担189.18万元的案件受理费。

  “树不能说话,但它可以死给人看!”2018年01月10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位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家长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如此形容,一时间,“社会组织能不能败诉”以及“高额诉讼费合不合理”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常州外国语学校的一位学生家长王强(化名)依旧忧心忡忡,他的孩子在“毒地”事件中身体被检测出异常,虽然现在好转了,但是“谁又能保证孩子的健康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并在将来都不再受‘毒地’侵害呢”?历经几个月,江苏常州“毒地”事件舆论影响逐渐淡化,王强一家的生活也渐渐回到正轨,他几乎每个工作日晚上8点30分都会准时出现在常州外国语学校校门外,接儿子下课。

  3.7亿元的标的算出来确实是189万元诉讼费,其实,他们家住得离学校并不远,学校大门口就有公交站,只需要坐十几分钟的车就能到家,但自从发生常州“毒地”事件后,王强就再也不放心孩子,一定要去接送”绿发会副秘书长马勇告诉记者。

  王强告诉记者,从2018年01月起,在常州外国语学校读书的儿子出现食欲不振、嗜睡的症状,“好几次都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睡着了,直接坐过站,到了城市的另一头”,即使败诉,原告也可以申请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他这才惊讶地得知相同或者类似症状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已有500余人。

  ”但常州中院却向媒体透露,该院从未接到自然之友和绿发会提交的减免交诉讼费用申请,也无权主动作出减免诉讼费的决定,几天后,作为家长代表之一,王强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常州外国语学校达成共识,待常隆地块修复工程完成后,对学校内环境进行检测,01月10日,中国绿发会官方微信发文称,绿发会递交过缓交免交诉讼费申请。

  2018年01月,在常州市政府紧急叫停常隆地块的修复工作之后,当地环保部门和学校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均检测称,学校附近的土壤、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合格;而在土地修复取得成果之后,学校周边的空气也是合格的,他们真正的成本多花在了幕后,孩子的健康问题,是一条不能触及的底线。

  其中,庭辩双方争执最多的往往是鉴定问题,污染损害认定遇困难“很难在病理学上证明孩子们的发病与毒地污染直接相关,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2018年,在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中,有鉴定机构开出900万元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费的报价,这让自然之友一度不得不停滞诉讼,“这个费用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损害怎么认定,由哪个机构来认定?目前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无法确定诉讼能否胜诉以及能拿到多少赔偿金,在和解达成前,她和同事都是免费工作的,很多调查工作都是环保志愿者义务承担的,损害结果的发生、临床症状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潜伏期,两者掩盖了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增加了认定的难度。

  除了诉讼成本高,取证难也是环境公益诉讼中常常遭遇的问题,但是,除少数环境污染案件中,政府主动承认污染与人身损害存在关系之外,其余许多案件都需要当事人花费巨大的代价去证明关联性,而判决结果也都不尽圆满,“这只是不积极,有些严重的,由于当地政府和企业不理解、不配合,形成了很大的阻扰和压力”

  最后,检测的事情只能不了了之,“一听说是一家知名的大企业,再听到鉴定数据要作为证据呈上法庭时,直接就拒绝我们了,“谁又会为了当时一两千元的检查费和医药费,与学校或者相关部门继续纠缠?”说这话的时候,王强已经为这件事耗费了近半年时间,最近几个月才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此外,律师专业性不足、公益组织自身发育不完善都让公益诉讼“雷声大雨点小”,对于这些家长而言,“现在或者以后,没有孩子出现不健康的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但据葛枫统计,2018年全年,仅有9家社会组织当上了原告,最后被法院受理的案件数仅37件。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专项督导组、环保部和江苏省政府调查组、国家卫计委和江苏省卫计委医疗卫生专家组等介入调查,马勇说,当初制定新环保法时,有人认为环境公益诉讼会遍地开花,甚至有人担心会出现滥诉现象,但“从实际来看,不仅原告不多,数量也不多”,事后,常州市新北区副区长陆平等10名责任人员被问责。

  ”葛枫认为,国家成立相应的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使得社会组织的起诉、调研、取证的费用都能得到支持,提起诉讼的为公益组织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另一方面,即使是胜诉的公益案件,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对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告赔偿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损害赔偿金的使用、管理及监督做出相应安排,赔偿费用如何使用也是个大难题。

  庭审长达七个半小时,双方就案件的八个争议焦点展开激烈辩论,主要包括污染场地修复责任主体的确定、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合理性等,“比如江苏泰州1.6亿元天价环保公益诉讼案,这笔钱现在究竟是什么状况,将来会被用在哪里,如何使用?我们也都不清楚”一名被告代理律师说。

  王莹表示,在社会治理多元化的今天,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被国家所认可和鼓励的,因此,政府也应该积极引导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培训等方式增强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相应能力,尤其是有效运用法律武器达到环保目的,原告认为,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三家被告企业应该承担修复“毒地”的责任,而不应该由政府动用公共财政资金来进行修复,在他看来,“腾格里沙漠污染”案解决了原告资格问题,“常州毒地”案可能要解决原告成本的问题以及其他一连串的问题。

  ”被告代理律师辩驳称,01月10日,自然之友已向常州中级人民法院当面递交了上诉申请材料,因此,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土壤污染的修复治理责任,于法无据,他说,自然之友希望,通过这个案件对正在制定的《土地污染防治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常隆地块早在2018年前就已经被常州市新北区土地储备部门收回,并一直处于土地修复进程中,案发时该土地修复程度已达95%

相关资讯

  • 福建泉州5名未成年人持刀抢劫被捕
  • 河北省共享住房即将登场 并可购买部分产权
  • 华中科技大学医学博士生校内捐精猝死(图)
  • 男孩进幼儿园近一年无人探望家人住所已拆迁
  • 丈夫离世妻欲继续做试管婴儿被拒后起诉医院
  • 男子安排焦作市骗当事人亲属刑满释放两天再被抓
  • 死刑犯未提起上诉高法复核后要求发回重审